5月20日，合肥市71名不再担任实职、平均年龄58.4岁的党员干部将开启3年“乡村振兴指导员”任期，以多年工作经验、能力和人脉助力乡村振兴。这已经是合肥市第二次选派退出领导岗位干部到村任职。

这不由让人想起中国古代政治中官员退休后的“还乡”传统。不少退休后回到乡村的官员都被列入“乡贤”行列，他们受人尊重，有能力对乡村建设提出指导性意见。

明代名臣、学者魏骥在致仕后“与里人稠处，教子孙孝弟力田，增堤浚湖，捍御灾患，四方仰德”；明成化、弘治年间的户部尚书李敏致仕后，在家乡紫云山麓修建书院，教育乡民；同治十三年（1874年），当时已退居乡里的洋务派官员薛焕联合各地乡贤乡绅，共同上书四川总督吴棠与学政张之洞，力争其支持办新式学校，最终通过民间筹资，创建四川大学前身之一的尊经书院。

这些退休官员的嘉言懿行，是中国知识分子“修齐治平”之道的注解，也是一种制度补位——退休官员们扮演上传下达、为当地百姓代言、与政府沟通的重要角色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构建了中国基层社会独特的治理结构。

从这个角度出发，合肥在全国率先推行的“退出领导岗位党员干部到村任职”，是一种立足于“乡村振兴”的制度创新，也有历史传承的基因。

乡村振兴，有效整合资源尤为关键。在向乡村注入土地、资金、产业等政策之后，执行政策的人才成为乡村最饥渴的需求。为此，《中共中央、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》也提出，要“积极发挥新乡贤作用”。

继大学生“村官”、返乡企业家之后，让退出领导岗位的干部也加入进来，有望成为乡村振兴的“关键一招”。这些善谋善断的“老同志”天然是“新乡贤”的最佳人选。他们有较强的组织协调能力，有丰富的工作经验，有开阔的眼界，有广泛的人脉，有号召力也有行动力，对政策的把握和实事的推动都驾轻就熟。他们能尽力弥合城乡差距，也能连接起中国乡村那绵长的历史传统和厚重的现实关照。

如果说近代乡贤制度的衰落是社会变动的结果，那么现代乡贤制度的复兴则需要各方共同努力，并注入新内涵。可以预见的是，“新乡贤”们正在悄然改变基层的治理模式，这既是一种进步，也是一种回归。安徽商报融媒体评论员 梁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