安徽商报
2022年09月27日
美丽安徽
第08版:

《新安名族志》揭秘千年徽州“通关”秘牒

安徽省图书馆珍藏典籍全景展现徽州宗族的诞生与发展

曾有人说,汉民族在经历了多次外族的入侵后,不仅没有分裂崩溃,而且还在文化领域化解了这种入侵、完成了民族的融合。这一现象的出现,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一种严谨而周密的宗法制度,亦即祖辈口口相传的那句“血浓于水”的古训。北大国学大家楼宇烈先生曾提出,对孝道和家庭的重视,正体现了中华民族的生命观。

今天,家风、家教、家庭建设,受到全社会广泛关注。“天下之本在家”,家庭、家族是社会的基本组成单位,家庭的前途命运同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。徽州宗族的组织发展,及其在人才培养、厘正风俗、地区乃至国家发展上作出的贡献,值得我们深思与借鉴。今天,让我们跟随安徽省图书馆馆藏古籍《新安名族志》,一起走近千年徽州。

姓氏的产生,人类文明进步的里程碑

今天,当我们认识一位新朋友,通常都会礼貌地询问:“您贵姓?”有时还会追问一句:“您的姓氏笔画怎么写?”

其实,“姓”和“氏”,最初并不是一个意思。比如“人文初祖”黄帝,姓姬,氏轩辕。史载他有土德之瑞,故号“黄帝”。

“姓”从母系社会就开始出现,是部族的区别标志。“姓”本身也是一个会意字,意思是“女生为姓,姓从母出”。上古八大姓氏,分别是姬、姜、姒、嬴、妘、妫、姚、姞,都带有明显母系社会特征,因为都有“女”字旁。

随部族人口的逐步增多,又分出若干分支,每一支都有自己的称号,这就是“氏”。最初的“氏”,取名随性,搬到哪儿就以当地地名为“氏”。直到夏商周时期,开始出现了“国家”的概念,有了“分封制”,王公贵族成为诸侯王后,开始拥有了自己的“氏”。先秦时期,只有贵族才有姓有氏,平民都有姓无氏。所以有人简单粗暴地概括:姓用来“别婚姻”,氏则用来“明贵贱”。

《通志氏·族略序》:“三代前,姓氏分而为二,男子称氏,妇女称姓……三代后,姓氏合而为一。”意思是,姓和氏虽是不同的概念,但到秦汉时期,已逐渐合二为一。中国到底有多少姓氏呢?有学者统计各民族曾使用过的和正在使用的姓氏,共有23800之多,除单姓、复姓、三字姓等,还不乏一些多字姓。钱文忠先生在解读《百家姓》时就曾说,中国最长的姓氏有九个字,叫“爨邯汕寺武穆云籍鞲”,实在复杂得很!

其实,生活中常见的姓氏也就几百个,这就是我们老百姓常说的“百家姓”。全国姓氏人口排名,前十位“大姓”分别是:李、王、张、刘、陈、杨、赵、黄、周、吴。其中李、王、张这三个姓氏的人口,已超过全中国人口20%。而全国人口最少的姓氏,是“难”姓,不读“nán”,读“nìng”。据说这个姓氏来源于南北朝时期的鲜卑族,后来,“难”姓族人大多迁移到朝鲜,加上“难”字本身含义不佳,很多人会改姓,“难”也成了中国的濒危姓氏。

安徽省图书馆历史文献部黄静静介绍,姓氏是一个人家族血缘关系的标志,最早起源于部落名称或部落首领的名字,用于辨别不同血缘的后代,便于通婚。姓氏的产生,标志着群婚制到族外婚的转变,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里程碑。

同一姓氏的人,以血缘、地域为纽带,组成的社会人群共同体,就被称为宗族。从炎、黄二帝,到姬、姜、姒、嬴、妘、妫、姚、姞上古八大姓,再到赵钱孙李、周吴郑王的“百家姓”,姓氏不断派生,宗族不断涌现,炎黄子孙不断生息、繁衍、创造。以姓氏为单位的宗族,在国家与民族的发展中,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。

对『宗族』的重视,体现了中华民族的生命观

英国哲学家罗素曾在《中国问题》中写到:“孝道并不是中国人独有的,它是某个文化阶段全世界共有的现象。奇怪的是,中国文化已达到了极高程度,而这个旧习惯依然保存。”

北大教授楼宇烈先生则说:“中华文明绵延至今,文化生命力和民族凝聚力之所以能生生不息,与对孝道和家庭的重视密切相关。”

《周易》中有“积善之家,必有余庆;积不善之家,必有余殃”;俗语也说“前人栽树,后人乘凉”……这些都是我们民族生命观的体现。楼先生说,在从小家到大家,从小家庭到大家族,从大家族到家乡,再从家乡到国家,再到天下一家,都是一个整体。为后人创造更好的生存环境,是中华传统生命观的重要责任。中国人讲修齐治平,家,是我们撬动天下的支点。

今天,当我们漫步在众多徽州祠堂的古迹中,仍会被一种无形气场所震撼和包裹,在那些高大威严的原木建筑中,依稀仍能辨认出一些徽州宗族的旧影,感受到当年宗族的威严与敦厚,体会到自我的谦卑与渺小,站在那一方水土的“道德高地”上,也更能意识到自己的血脉责任。

以宗子、族长为代表的统治者们,承担着修造宗祠、编纂族谱、祭祀祖先、执行族规的工作;一众宗族子弟,在宗族的引导和周济中,蕃衍生息,形成组织严密、井然有序的社会结构。他们视族人的文化及道德教育,大力修建童学、书院;对作奸犯科的族人施以严惩,敦肃徽州社会的风俗教化,培养了崇文重教、恤寡抚贫的传统;族人以宗族繁盛为目标,以自身的积极进取作为贡献宗族的方式,整个族群呈现出团结一致、奋发向上的人文风貌。

有学者统计,明代徽州共出进士452人,清代684人,总数均位居全国前列。清代取状元114名,除了2名满状元,其中徽州本籍和寄籍状元达19名,占17%,仅次于苏州府。

宗族的繁盛、徽商的富庶、对教育的重视、宗族“礼治”制度的完备……都一一体现在安徽省图书馆珍藏的这部明嘉靖刻二卷本《新安名族志》中。翻开这部古籍,徽州姓氏的代代传承、宗族的生生不息,跃然纸上。

徽州宗族是中国宗族发展史上颇具代表性的一页,也是千千万万徽州人的生活编制起来的徽州历史和文化。这部书,以具有代表性的宗族为例,翔实地记录了徽州宗族的风采。

三次大迁徙,徽州宗族的诞生与发展

著名作家、徽学专家赵焰先生介绍,虽然徽州是一个地理概念,从历史行政区划上来看,所辖的一府六县相对稳定;但从广泛意义来说,“徽州”更是一个文化概念,是中国古代东南文化的一个支脉。因为地理位置等原因,它保存得相对较好,遗留得也相对齐整,这也为我们今天做很多历史学术性研究,提供了很好的样本。

徽州地区历史悠久,从今天绩溪县、歙县、屯溪区等地出土的大量文物考证,早在商周时期,徽州这片土地上的土著先民,已相当活跃。大禹时代的徽州氏族,多属三苗族和古越族土著先民。秦始皇三十年,闽粤越人和部分中原华夏族人先后迁居徽州。到汉末,史称徽州本土居民为“山越”人。

从徽州族史考证看,徽州地区本土氏族之外的宗族,多从北方迁徙而来。历史上徽州曾出现过三次迁徙高潮,分别发生在两晋“永嘉之乱”、唐代“安史之乱”与黄巢起义、两宋“靖康之乱”。

第一次西晋“永嘉之乱”,北方贵族向南方逃难,主要集中在太湖流域,进驻无锡、常州等地,定居下来后,慢慢向江南渗透,沿青弋江和新安江,进入黄山腹地。据《新安名族志》记载,这一时期迁入徽州的有程、胡、余、鲍等九族,约十万人;第二次在唐中期“安史之乱”和唐末黄巢起义,经五代之乱,直至宋朝建立。长时间的战乱迫使中原氏族大举南迁,最终迁入徽州的多达36族。徽州开始出现宗族林立、人丁兴旺的社会风貌;第三次是北宋出现靖康之乱,金兵入侵,大宋王朝一路南迁,定都杭州,因杭州离徽州更近,一部分官员、地主、大族举家迁入徽州,其中载入《新安名族志》的共15族。从南宋开始,徽州的经济文化得到了较大发展。

迁入徽州的北方宗族越来越多,不可避免产生了诸多矛盾和冲突。赵焰说,“徽州八大姓”,原先一个姓有一个姓的祖居地,一个姓又有一个姓的总祠堂, 比如歙县的棠樾为鲍氏世居,唐模为许氏世居,黟县的西递为胡氏世居,绩溪的西关为章氏世居……建村初期,这些村庄不仅不准杂姓迁入,连外村人婚嫁迎娶也得绕道而行。这样的排他以及警惕,可以说是典型的移民心态和宗族心态。

为缓和矛盾,南宋著名理学家朱熹所撰的《家礼》,成为徽州人统宗收族的法则。在《家礼》的指导下,徽州地区形成以尊祖、敬宗、收族为主要目的新型宗族制度,与五代以前享受政治、经济特权的门阀制度,形成了显著区别。

赵焰老师说,徽州宗族真正的繁荣发展,要到明朝以后。

周代以来,我国礼制对祖先祭祀,就有着严格规定。《礼记·王制》载:“天子七庙,诸侯五庙,大夫三庙,士一庙,庶人祭于寝。”其实是严格限制了民间祭祀祖先的活动。明嘉靖时期诏定天下臣民,可建祠堂祭祀先祖。徽州掀起一股修建祠堂、修撰谱牒、整理世系的热潮。加上宗族统治者大力宣扬及徽商的财力支持,徽州宗族的发展进入黄金时代。赵焰介绍,明朝后期江南地区经济发达,徽商在盐业、典当业等行业垄断式发展,大量财富的积累,也反哺了徽州的建设,今天,很多徽州大祠堂、雕梁画栋的精美民居,都是那一时期修建的。

徽商反哺宗族,也带来了很多负面影响。徽州人口大量流失,奢靡之风盛行,徽州宗族也受到强烈冲击。有识之士开始发扬朱熹之学,以仁让教天下为己任。他们认为,风俗盛衰与族之隆替相伴相生,一族之盛衰又与国家发展息息相关。为了“遗俗、流风、善政”,必须强化宗族观念和统治,《新安名族志》应运而生。作为一部扬善、导俗的地方志书,此书的编纂紧紧围绕“尊祖敬宗”及“移风易俗”两个宗旨,最终目的是为国家发展做出贡献。

书中首先记述各姓氏赐姓授氏的渊源、宗族始祖的来源、始迁祖迁徽的过程、宗族支派的衍生与迁徙、宗族昭穆次序,以此厘清各姓氏的产生发展脉络,使子孙后代“明本宗、纪世系”,明确宗族长幼秩序,培养族群归属感,增强宗族凝聚力。其次,花费大量篇幅记载各姓氏中忠孝节义、勋业文章、有关世教之人,通过树立楷模、旌表贤士,打造宗族“光荣榜”,增强族人自豪感,倡导读书仕进、仁义礼让之风,达到厘正新安风俗的目的。

《新安名族志》,无疑就是徽州宗族的礼教课本,教导着徽州的地域灵魂。

《新安名族志》,徽州宗族社会的缩影

对于那些来自中原的名门望族来说,也许一到徽州,便意味着颠覆,也意味着一段新的家族旅程的重新开启。

徽学专家赵焰说,徽州素有以程、汪、吴、黄、胡、王、李、方为“徽州八大姓”之说,再加洪、余、鲍、戴、曹、江、孙,合称“新安十五姓”。每一姓都有自己的族谱,族谱承载了一个宗族的记忆。只有记忆,方能将现实与过去联结起来,使世界充满光华。

宗族由“同宗”和“同族”两部分亲属构成,以父系血缘关系为纽带。始祖以下为同宗,高祖以下为同族。一个宗族的形成,至少需在始祖之下传六世,形成同宗同族的子孙亲属关系网络,这一过程至少需要一个世纪,多则二三百年。

明清时期,徽州宗族发展到鼎盛。四百多年前,休宁人戴廷明、汪孟沚等人搜集新安名族资料,汇刻成书,命名为《新安名族志》,传于后世。

安徽省图书馆藏《新安名族志》共二卷,分二册,明嘉靖刻本,每半叶九行,行二十字,小字双行同,白口,四周单边,卷前有进士郑佐、洪垣序。徽州宗族极其重视修谱,“徽郡谱牒,沿袭成俗,他郡罕及”。徽州谱牒既有单一姓氏宗谱,也有非血缘性地域望族汇谱,《新安名族志》便是徽州汇谱的代表作。

早在元代,儒者陈定宇取徽州名族,编纂《新安大族志》,惜未盛行。明嘉靖年间,戴廷明等人在前书基础上编纂《新安名族志》,历时十年,广泛参考近800种徽州大族族谱。全书共收78姓,其中前卷列15姓,后卷列63姓。采用纲目体,每姓举为一纲,每纲按一府六县格局张为六目,以姓名——聚居县名——村镇名为序编排,详细记录各姓世系源流、聚落分布、支分派别、勋业文章等,内容丰富,学术价值极高。

据学者统计,《新安名族志》流传至今的版本众多,共分为2册、4册和8册三类,2册本大多为戴廷明等编纂,4册、8册本多为程尚宽等人续补后的刊本。

戴廷明等人编成《新安名族志》后,受到徽州各宗族广泛关注,他们在此书刊印过程中不断进行增补,或者删改不利于本宗族的文字,从而导致不同版本之间出现明显的文字差异。而安徽省图书馆所藏版本为较早刊印的2册本,无明显挖补痕迹,较好地保存了此书原貌。

赵焰老师说,徽州的历史,从某种程度上来说,应该是那种浓烈的家族伦理和制度所控制的历史。徽州家族的宗法制度,虽有一定弊端,但对于一个家族的稳定以及凝聚力的强化上,的确有不可或缺的作用。徽州的地域灵魂,就在这强大的宗族磁场中,一步步砥砺前行。

通讯员 黄静静

安徽商报融媒体记者 陶妍妍 王素英 文/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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