作为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的印刷术为世界文明作出了巨大贡献，这已是举世公认的事情。但是这里所说的印刷术，主要是指雕版印刷术，而同样可以作为中国古代科技水平代表的活字印刷术，虽然在北宋时即已出现在当时士大夫的文献记载当中，却一直未能获得广泛应用与关注。至于其中的泥活字，更是小众当中的小众，传世文献极少，但是正所谓“物以稀为贵”，流传到今日的泥活字印本古籍便显得弥足珍贵。而提起泥活字，就不能不提生活在清朝中后期的安徽泾县人翟金生。此人耗费三十年之功，造出泥活字十万余枚，印刷多部文献传世，为中国古代的泥活字印刷术的存在，从实物、文献和记载等三个方面提供了完整的证据链。

相信很多人至今仍对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那一幕惊心动魄的活字印刷术表演记忆犹新。两块LED大屏中央，894位战士组成的字模方阵，通过阳文反文字模不断起伏变幻，构建出涟漪、波浪、长城、花海，还有三个醒目的“和”字。这段表演，不仅让中国传统活字印刷术站到了世界的面前，更向世界展示了中华民族以和为贵的精神。

“中国古代四大发明”的概念是由英国汉学家李约瑟提出的，指的是造纸术、指南针、火药、印刷术，被世界科技史认可。这四大发明，不仅推动了中国古代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的发展，经由各种途径传至西方后，对世界文明也产生了巨大影响。

雕版印刷术出现于唐末五代时期，来源于劳动人民对印章与石刻经验的总结。活字印刷的出现则要稍晚一些，北宋时沈括在《梦溪笔谈》中关于毕昇发明“胶泥活字”的记载，是我们所能见到的最早记录，但是宋代并未有活字印本流传于世。据沈括记载，毕昇用粘土刻成单个字模，用火烧硬，然后把这些活字模排列在铁制框子里，再把排好的铁版置于火上烘烤，待药稍熔化，再用一块平板在上面按压，使字面平整，则可印书，其原理与当代铅印技术基本相同。

元代农学家王 制作出木活字，并以此印刷了《旌德县志》；明代弘治、正德年间，无锡华、安两家以铜活字印刷名世；清代前期则有政府主持的两次大规模活字印书，分别是雍正年间的铜活字本《古今图书集成》，以及乾隆年间的木活字本《英武殿聚珍版丛书》。由此可见，中国古代的活字印刷术虽然一直不能与雕版印刷分庭抗礼，但是这项技术仍然得以流传下来，并取得一定进步。

以我们现代人的眼光看来，雕版印刷应该远没有活字印刷便利。前者的每一种板片只能印刷一种书籍，而且由于规模庞大，存储也颇为不易。活字印刷将雕版中的汉字拆解成一个个活动的字模，通过拼合重组，一套充足的活字能够用来印刷多种书籍，造价更低廉，也更易保存。

但是事实上，一直到清末，雕版印刷都还是古代印刷业的绝对主流，看起来方便灵活的活字印刷并没得到过大范围推广，为什么？

主要原因还是技术水平达不到要求。毕昇的时代，很难烧制出特别整齐划一的胶泥活字，几百个字拼成一个版，凹凸不齐，美观程度比不上雕版印刷；烧制出的泥活字强度不够，印不了几张就损毁字模，效率不比雕版；还有一个重要原因，就是成本不占优势，刻字工与排字工就是两套人力成本，商家自然没什么推广动力。

此外，因为缺乏实物证据，后人甚至对泥活字是否真能用来印刷都表示怀疑。胡适先生曾说，“火烧胶泥作字，似不合情理，也许毕昇所用是锡类”；而研究中国科技史的美国学者斯文格尔则断言，“毕昇的活字是金属做的。所谓胶泥刻字，乃是作铸字的范型。”

但是，在清朝中后期，有一位安徽泾县的穷书生，用三十年心血造出十万枚泥活字，并从古稀之年开始，先后用所造泥活字排印成《泥板试印初编》《泥板试印续编》《修业堂集》《仙屏书屋初集诗录》和《水东翟氏宗谱》等五部著作，彻底推翻了一批中外学者曾认为泥活字不能印书的臆断。他，就是翟金生。

翟金生在安徽文化科技史上占有重要地位。泥活字实物，安徽博物院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拥有部分珍藏；泥活字印本及有关文字记载，安徽省图书馆也有保存。这就共同为中国古代的活字印刷术提供了最为完整的证据链。安徽省图书馆党委委员、参考咨询部主任朱开忠说：“这三项材料齐全，才能雄辩地、完整地勾勒出活字印刷术的真实轨迹”。

朱开忠介绍，2008年3月，国务院公布的首批《国家珍贵古籍名录》中，安徽省图书馆珍藏的《泥板试印初编》和《仙屏书屋初集诗录》均榜上有名。2009 年 5月，国务院公布的第二批《国家珍贵古籍名录》中，安徽省图书馆珍藏的《水东翟氏宗谱》名列其中。翟氏用泥活字排印的3 部古籍，全部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，这充分证明了其泥活字印本的文物价值和艺术价值。

翟金生，字西园，生于清乾隆三十九年(1774)，安徽泾县水东翟家龙潭坑人。靠教书为生，工诗学，善书画。作为一名山村秀才，他的艺术才能和文学成就，在当地颇有声誉。

据记载，翟金生是个好古之士，喜欢从古书堆中找乐趣，对民间一些手工艺制品也善于模仿，常得到左邻右舍夸奖，这为他造泥活字提供了最大优势：兴趣。

他醉心于制作泥活字，还有一个原因：翟氏家境贫寒，却很喜欢读书，“惟愁纸贵”，经常因为不能拥有心爱之书叹息。他希望更多像自己一样穷苦的读书人能够更方便地获得书籍，也成为他自造泥活字的巨大动力。

他从古书里找方法，书本里记载的毕氏泥活字印书法和王氏木活字印书法，都为他提供了技术指导。他主要是根据毕昇遗法，并结合后来铜活字和木活字印书的经验，发展出翟氏泥活字制作法。

据朱开忠介绍，从存世的泥活字及其所印著作来看，翟氏泥活字可分成5 种大小不同的字体：其中最大的长 0. 9cm，宽 0. 85cm，相当于现代 1 号宋体字；最小的长 0. 3cm，宽 0. 2cm，比现代的小5号宋体字还要小。此外，还有相当数量的白丁(作为填空用，相当于现代铅印中的空铅) 和各种型号的阴文正体字。翟金生虽然自谦为“雕虫小技”，但友人黄爵滋由衷称赞他，“扩宋代宝藏之秘，踵我朝聚珍之传，此其有俾载籍，将为不朽功臣。”

翟金生在研究、制造泥活字过程中，始终得到家人朋友的支持，这点特别不容易。尤其是他计划拿出所制泥活字，试印其生平所著各体诗文及联语时，其儿子、侄子、内侄、孙子、学生等都积极响应，分别帮助造字、拣字、校字、归字，友人包世臣、黄爵滋还分别作序宣传。

在大家的通力支持下，《泥板试印初编》终于在道光甲辰年(公元1844年) 问世，半页8行，行18字，共123页，分上下两册装订。字划均匀整洁，纸墨清晰，印刷精良，丝毫不逊色于木活字印刷。此后，他又分别排印出了其他四种著作。

朱开忠说，特别让人佩服的是，清咸丰七年（公元1857年），翟金生已经82岁高龄，还让孙子翟家祥用他创制的翟氏泥活字，将明嘉靖年间由翟震川修订的翟氏旧谱进行排印，这就是泥活字本《泾川水东翟氏宗谱》。

中国刻书史上曾有过三个时代：杭刻时代、苏刻时代、徽刻时代。

徽州刻书是明清时期在全国极具影响力的一大派别，世称“徽版”，对我国刻书业做出过两大重要贡献。一是于明万历年间创制并推行了方体字，使刻书字体在规范化上跨出一大步；另一是在万历中后期刊刻了大量极其精美的插图和画谱。在徽版影响下，各地版画艺术迅速发展起来，最终诞生饾版印刷，达到了套版印刷技术的顶峰。

明清时期，徽州刻书天下闻名，私家坊刻灿若繁星。翟金生作为徽州人，对印刷行业自然不陌生。不过他尝试泥板印刷，和清代木活字的流行更加有关。当时，用木活字排印大部巨著成为书家时尚。印书范围也从经史子集，发展到群众喜爱的民间文学以及方志、宗谱等。徽州民间还出现了《水浒全传》《聊斋志异》《红楼梦》等活字印本。

但是当时的木活字总体质量不高。包世臣曾说：木活字“印及两百部，则字划涨大模糊，终不若泥板之千万印而不失真也”。鉴于此，翟金生在读了沈括《梦溪笔谈》所记载的毕昇泥活字造字法后，决心把这一古法继承并应用起来。

经过三十年“似石蜂釆花而酿蜜，镇日经营，狐集腋成裘，频年积累”，他完成十万字模，已是古稀之年。翟氏把这批泥字称为泥斗版。为纪念这批泥活字制作成功，他试印了自己的诗集，取名《泥板试印初编》。后来，又为好友黄爵滋印制诗集《仙屏书屋初集》。

如今，几千枚翟氏活泥字实物，被分别收藏在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和中国历史博物馆。这些泥活字质地坚硬，如骨角一般，并不像大家想象的脆弱不堪。而从省图所藏的泥活字印本质量来看，无论是纸张还是笔墨，质地都非常精良，字迹清晰可见。若不是特地标明是泥活字版印刷，和普通雕版印刷的古籍很难分辨。

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张秉伦教授，是中国当代科学史教育家,长期从事安徽科技史研究工作,在泥活字、秋石方、宣纸等研究领域造诣深厚。20世纪80年代，张教授也曾造出过一批泥活字，代表中国古代科技成就赴美国展览，轰动一时。

鸦片战争之后，西方机器印刷技术传入中国，传统刻书业急剧衰落，各地雕版刻印业相继淘汰，泥活字印刷术也成为时代绝唱。虽然实际应用已微乎其微，但文明和历史都是一点一滴进步的。翟金生在安徽科技史、出版史、印刷史和文化史上，依然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。

朱开忠说，五种泥活字印本中，省图收藏的《泥板试印初编》最为典型，该书为翟氏自刻、自编、自著、自印，在世界印刷史上都很罕见，它充分证明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聪明和智慧。翟氏泥活字为安徽文化走向全国、走向世界作出了重要贡献，也在世界文化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。

通讯员 常虚怀 安徽商报融媒体记者 陶妍妍 王素英 文/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