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15年起,“高龄农民工”话题开始进入公共视野,也引起了安徽师范大学社会工作与社会学系副教授仇凤仙的关注。2017年,她开始着手主持研究“第一代农民工”相关课题,历时5年,于2022年结题,并写成《第一代农民工可持续生计研究》一书,将于今年6月份出版。

在这项课题里,她通过大量走访、发放数千份问卷以及面对面访谈,对中国第一代农民工群体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调研和分析。她对每一位被访的农民工都印象深刻,心怀共情,但落笔时,又保持着学者的严谨和冷静,务求每一个数据都有出处。

在她看来,第一代农民工离开故土进入城市务工,通过劳动,当然地获得了经济收入上的比较利益,同时也失去了很多。

这本书,和她2022年4月出版的《倾听暮年:李村老人日常生活实践研究》,以及她正在筹划的“大国小工”选题,将构成“农村老年三部曲”,她希望以此有助于深入审视农村社会,并为基层社会治理提供经验资料。

在农村问题研究领域深耕多年,她努力在内心保持一份“人文”的柔软,渴望在学者身份之外,尝试去做一个“倾听者”和“讲述者”,关于第三本书,她准备在大量访谈的基础上,多一点类似于“口述史”那样的现场感,“不一定非得多么具有学术性,而是写成我自己喜欢的样子。”

他们像鸟

在不同城市间迁徙

仇凤仙先后访谈了200多个农民工,籍贯涉及四川、山东、河南、内蒙古、云南和安徽等多地。这里面有不少是在工地旁或者马路边偶遇的,她一眼就能看出,那些三三两两聚在一起的人,就是她的研究对象。

这样的访谈随机、突发,双方不会有任何提前的安排,让人觉得更可靠。

多年的田野调查,让仇凤仙拥有很多经验,她能让那些心怀戒备的陌生人打开话匣,向她倾诉人生的际遇。她在为上一本书《倾听暮年》做调研时,远远看到晒场上闲坐的老人,就凑过去,坐在脏兮兮的小板凳上和他们拉家常,慢慢地,周围的老人们都围了过来,话题完全打开。

2018年,她去昆明开会,在路边偶遇几个当地农民工,她就站在那和他们聊,一聊就是几个小时。农民工们平均年龄50岁,不会说普通话,双方连比带划,很是费劲,但却给了仇凤仙很多鲜活的第一手资料。

那次街头访谈,让她了解到云南当地农民工的生计比她想像的还要差。云南偏远山区耕地少,以山林地为主,为了保护环境,山林地的开发和利用又有着诸多限制,这样一来,村民家中的生计来源更少,被迫出来打工。“和土地、自然的那种长期依存的关系被割断了,这是他们进城务工的主要原因,打工收入也不高,但远比在家乡要好,所以他们不愿意回去。在云南和四川等地,这样的情况很多。”

她在芜湖火车站遇到过一位50多岁的东北人,在芜湖三桥建设工地务工,桥修好了,他要去往另一个城市寻找新的工作。

仇凤仙觉得他像候鸟,在不同城市间迁徙。

他告诉仇凤仙,十几年前,东北的工作很好找,但现在不好找了,最主要的原因是限煤,到了冬天,高污染的工厂全关了,最先失去工作的就是农民工。

仇凤仙觉得有点“涨知识”:不和他聊,还真不知道这种季节性的生产模式,芜湖就不存在这种情况。

她还在访谈中见识到了这位农民工的乐观豁达。

她问:“你年龄大了,总不能老这样在外面打工吧。”东北人瞅她一眼:“我才五十多岁,算什么大呀。”

她又问:“你孩子也都不在家,就剩老伴在家,种着几亩地,万一她生病了怎么办呢?”东北人答:“要是大病我就回去,没大病就随她在家怎么弄,人不能活活被病死呀。”

2019年12月,仇凤仙和同事许云云老师去西安开会,她没坐高铁,而是选了绿皮火车,火车上有很多返乡的农民工,都往西边去。

她带了100多张调查问卷,卷子上列了70多道选择题,包括“外出务工时长”“收入情况”“眼下最关心最担忧的事”“干到什么时候退休”“将来有什么打算”等。火车开起来,她就挨个发,十几份问卷发出去后,引来不少农民工的注意,他们围过来,纷纷伸手要问卷。

这个时候,乘务员过来制止。

为了能在这趟绿皮车上做调查,仇凤仙提前做了很多准备,打印了情况说明,找学校盖了章,还带上了工作证,来表明自己是有单位的人,是做调研的。

她把这些材料拿给乘务员看,没用,乘务员告诉她,“我只认铁路部门的批文。”

问卷发放被中止了,仇凤仙想和农民工们聊天,也被制止,乘务员让她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去,“如果再不听劝,就要叫乘警了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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