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安毕氏祖孙三代接力刻就《十家唐诗》

“熟读《唐诗三百首》,不会作诗也会吟。”这句广为流传的经典,出自清代孙洙辑录的《唐诗三百首》序言中,道出了唐诗的无穷魅力和阅读的无尽“魔力”。

人们熟知的《唐诗三百首》,以及更为广博的《全唐诗》,都在清代完成编辑。而在安徽省图书馆里,珍藏着的典籍——明刻本《十家唐诗》,则是明末徽州毕效钦、毕力忠、毕懋谦三人刻印。

鲜为人知的是,这毕氏三人是祖孙三代接力刻印《十家唐诗》,编纂、刻印、增订、传布持续近百年。这份传承和坚守,是为生计,更是理想和追求。而他们所生活的徽州,或许正是因为身处在这样一块历史上的中国经济文化重地,方能成就这样的传世经典。

刻印《十家唐诗》 新安毕氏闪耀“徽派”

说到毕昇,这个名字可谓如雷贯耳,他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——活字版印刷术的发明者。有一种说法,毕昇是北宋歙州人(后宋徽宗改为徽州),也就是今天的安徽歙县,是徽州毕氏的代表人物。

“在中国历史上,毕这个姓氏一直不是大姓,但是新安毕氏在明朝中后期却表现十分亮眼。”安徽省图书馆典藏部副主任常虚怀介绍说,与毕懋谦同支平辈的毕懋康、毕懋良兄弟都是进士出身,用现在的话说,就是做到了副部级高官。

“毕效钦、毕力忠、毕懋谦,刻印《十家唐诗》的毕家祖孙三代,在仕途方面就要黯淡得多了。”常虚怀说,毕效钦,字平仲,主要生活在嘉靖、隆庆年间,举人出身,官至南昌府通判。毕力忠在科举上还不如他的父亲,仅仅取得一个秀才的功名。而毕懋谦的人生轨迹,则更为平淡,如果不是继承祖辈、父辈遗志,完成未竟事业,恐怕他的名字早已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中。

“明代徽州刻书十分繁荣,并在万历时期达到鼎盛。”安徽师范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教授、博士生导师韩震军说,毕家三代接力刻印正印证这一点,这也与明代徽州世族的兴盛有关,出现了以刻书为生的家族,世代经商,且家学传承底蕴深厚,明清徽州地区涌现出了一批著名的刻书家,刻印精良,“徽派”也成为出版业中的一大派别。

为了理想 迫于生计 祖孙三代接力刻书

“从流传于后世的文献来看,毕效钦似乎很喜欢刻书,曾经刻印过《五雅》七十六卷、《江光禄集》十卷,用现在时髦的话讲,可以说是致力于文化传播事业。”常虚怀表示,毕氏刻书属于典型的家刻,都是自编自校自刻,不但需要一定的财力,还需要本人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和学术功底。

“根据文献记载,毕效钦生前确实有过辑刻唐诗的打算,并且搜集了不少很好的本子作为底本,号称‘百家唐诗’,但是还没有来得及编排就去世了。”常虚怀介绍说,迫于生计,毕力忠才重新拾起了父亲当年未竟的刻书事业。

何以至此?“秀才身份的毕力忠花钱捐了一个杂佐官,后来做到南京东城兵马指挥。”常虚怀说,明代南北两京都设有五城兵马指挥司,分片负责京城治安,是一个正六品的边缘衙门。“在高官遍地的京城可以说十分卑微,因此捐官出身的毕力忠才得以担任这一职位”。

据乾隆《歙县志》记载,毕力忠“居官清操,不受民间一钱”,当时海瑞恰好在江宁任应天巡抚,对毕力忠颇为赏识。然而,毕力忠这样的耿介清廉却又权轻位卑的小官,在官场上无疑会举步维艰。

“明清两代给官员开的工资低得可怜,如果仅靠俸禄甚至无法维持生存,海瑞做到巡抚的高位,却可怜到生前吃不起猪肉、死后买不起棺材的地步,那么小号清官毕力忠在罢官之后的处境就可想而知了。”常虚怀说,毕力忠自己都坦言,是“田无负郭,而室若悬罄”,想回老家都没有路费,只能滞留在江宁。

毕效钦生前搜集的唐诗底本虽然不足“百家”,却也已经颇为不少,如果能从中精选出一批,刻印成书发售,或许不失为一个糊口的门道。于是,毕力忠找到同样身在江宁的同乡前辈、官至南京户部右侍郎的歙县岩镇人方弘静,请他帮忙做选诗的工作。之后,毕力忠又依靠不错的人缘,获得捐助,才能开始这项工作。

但是捐助毕竟有限,“乃仅仅刻数家而止”,可见哪怕是精选出来的这十家,也并未能全部刻成。几年后,毕力忠在贫病交加之中去世,所谓“十家唐诗”终究未能在他手中完成,这一愿望最终要由他的儿子毕懋谦来达成。

毕力忠生前仅刻了十家当中的一部分,至毕懋谦才刻足十家。常虚怀告诉记者,根据流传于世的文献来看,毕懋谦后来大概又曾不止一次增刻此书,所收唐诗已远远不止十家,但是仍然保留了“十家唐诗”的名号。

省图馆藏《十家唐诗》 时代特征鲜明

《中国古籍善本书目》中著录有两种版本的毕懋谦刻《十家唐诗》:一种是十二卷本,内容正是上文所列的那十家;另一种是二十三卷本,除上述十家外,还增加了中唐詩人四家(张祜、韩翃、秦系、耿湋),晚唐诗人八家(项斯、温庭筠、许浑、李咸用、李洞、曹松、于邺、刘沧)。

常虚怀介绍说,安徽省图书馆所藏的这部《十家唐诗》就属于后来的增刻本,但是有残缺,存十七卷,较全本少了盛唐储光羲诗集一卷、祖咏诗集一卷、中唐秦系诗集一卷、晚唐项斯诗集一卷、温庭筠诗集一卷、于邺诗集一卷。

“书中凡遇到‘校’字,均写作‘较’,是避明熹宗朱由校的讳,可知毕力忠最后一次增刻《十家唐诗》,已经是在天启之后的明朝末年了。”常虚怀说。

“透过明代唐诗选本的编刊,我们可以更好地认识明代政治、经济、文化及唐诗学的发展,特别是区域文化的演绎等。”韩震军说,唐诗的编选从唐代就已经开始,如流传至今的“唐人选唐诗”等。

徽州刻书历史源远流长。经过宋元的积累发展,至明代,徽州刻书业达到鼎盛,一度跃居全国首位。官刻、坊刻、书院刻、家刻,精品迭出。这些无疑助推了一些唐诗选编的问世。像大型唐诗选本《唐诗纪》《初唐汇诗》《盛唐汇诗》等的编刻皆以徽州人为主。

“唐诗选本发展到明代已极其兴盛。”韩震军表示,据不完全统计,由明人编选的唐诗选本数量高达320多种。出现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,比如学校教育的发展、刻书业的繁荣、诗学流派的纷争等等。

“较之其他朝代而言,明代唐诗选本有着自己鲜明的特征。”韩震军介绍说,具体而言:一、推崇盛唐诗歌是其主流。从高棅到前后七子,在“复古宗唐”思想支配下,他们都大力倡导“盛唐诗”。期间,虽然也有不同主张,像后期的竟陵、公安诸派,但并非明代唐诗学的主流。二、前中后期数量分布呈递进性。弘治之前,唐诗选本编选相对较少(40来种);弘治以后,至嘉靖、隆庆时已明显增多(110多种);万历后进一步大增(170种)。三、编刊地域分布不平衡,以江南地区居多,集中在江苏、安徽、福建、江西等地。

选本、汇刻各有风格

诗歌流派百家争鸣

“综观毕氏选编诗人诗作,总体上有追求清妙奇绝的诗歌审美倾向。”韩震军认为,严格来说,毕效钦、毕力忠、毕懋谦三人编刊的《十家唐诗》不属于唐诗选本,是唐诗汇刻。它编刻时间跨度大,所汇集诗家呈开放性特点。

“也正是这些,说明了明代唐诗学的发展变化轨迹。”他表示,前中期在“诗不过盛唐”主流观念影响下,编纂者在表达自己诗学观念的同时,又要适应图书市场的需求,所以只刻印了初盛唐十家诗。到了明代后期,随着唐诗学呈多元化发展,“格律”“性灵”兼求,“师古”“师心”同倡,学人的眼光进一步扩大,对象延及整个唐代诗人。这时候,若干中晚唐诗人诗集被增选其中。

“明代唐诗编刊是在继承前代唐诗传播与接受历史的基础之上进行的。”韩震军表示,明代唐诗编选的兴盛与当时的社会经济文化大背景有着紧密的联系。“另外,随着印刷术的发展和改进,书籍的刊刻要远远方便于前代,唐诗选本在传播媒介上也因此具有了前人所没有的优势。在这样的背景下,唐诗的选编、刊刻自然也就获得了相当良好的扩展空间。”

有明一代,文学流派众多,诗学论争持续不断,其中影响比较大的有茶陵诗派、前后七子、公安派、竟陵派等。“这些诗歌流派或倡复古或尚趋新,或重形式格调或主情绪性灵,但是无论何种诗派、何种主张,他们所效法的对象都是唐诗。”他认为,在这样的时代环境之下,明代唐诗选本非常繁荣,几乎所有的诗派都以选本的形式来阐扬自己的诗学主张,标立自己认为诗歌创作应该学习的样本,唐诗选本成为人们张扬己见、攻击异端的重要武器。

“这样,明代唐诗的选编、刊刻与明代的诗学论争产生紧密的关联,相互之间互为因果,相互刺激、生发,既促进了明代诗论的发达,也同时提高了唐诗编选的数量和诗学品质。”韩震军表示。

通讯员 葛小禾 安徽商报融媒体记者 武鹏 王素英 文/摄 周继龙/制图