赵焰

茶与禅,一直相生相伴,如同孪生兄弟——名山名寺,必出好茶,必有名茶。诸多名寺附近,常常辟有茶园,最初的种茶品茶人,也是僧人。陆羽《茶经》说:“杭州钱塘天竺、灵隐二寺产茶。”西湖龙井,传说是南北朝诗人谢灵运在天竺寺翻译佛经时,从佛教天台宗发祥地天台山将茶种带去了杭州。宋之时,灵隐寺大和尚辩才法师退居老龙井,在狮峰山麓开山培植成龙井茶。杭州灵隐寺佛茶,种植和制作者也是寺院的僧人和居士。四川雅安的蒙山茶,相传由西汉时蒙山甘露寺禅师吴理直所栽,称为“仙茶”;庐山云雾茶,传为晋代名僧慧远在东林寺所植;江苏洞庭山碧螺春茶,传为北宋洞庭山水月院山僧所植,它还有另一个名称,叫做“水月茶”。除此之外,武夷山天心观的大龙袍、徽州的松萝茶、云南大理的感通茶、浙江余杭的径山茶、浙江景宁的惠明茶、天台山的罗汉供茶、雁荡山的毛峰茶等,都产于寺院。安溪铁观音“重如铁,美如观音”,其名来自佛经,与佛教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;君山银针产于湖南岳阳君山,最初也由僧人种植;惠明茶因浙江惠明寺而得名……至于普陀佛茶,因产于普陀山,最初是僧侣献佛、待客用的,干脆以“佛”命名了。

僧人一定是茶人,一是出家人心静,三昧自从静中来;二是出家人味觉少污染,比在家人敏锐得多,懂得茶的好坏。茶的玄妙,其实在细微。和尚能品出茶的三昧,自然能培植出好茶。

茶,三分芳香,七分幽香;禅也如是。凡曲径通幽处,皆可达禅。西湖龙井也好,灵隐佛茶也好,形状扁平,颜色翠绿,习性清爽;一经冲泡,香气四溢,经久不散,不仅有养气颐神、明目聪耳之功能,还有着清心寡欲、淡泊宁静之效果。后者,有些暗合佛教“明心见性”之真谛。

船子和尚曾有诗云:“千尺丝纶直下垂,一波才动万波随。夜静水寒鱼不食,满船空载月明归。”这一首诗,有清风明月之境界。船子和尚,原名德诚,遂宁人,生活在唐中晚期,隐居华亭时,师从药山惟俨禅师,常乘小船往来松江朱泾间,以钓鱼度日。这一首诗,写的就是船子和尚以钓鱼之好悟天地至理——一轮明月,一叶扁舟,天心枝满,吾心皎洁。

大道相通,法门无二,船子和尚钓鱼能开悟,更何况饮茶乎?

一个著名的禅学故事,据说来自日本明治时代的南隐禅师——一位学者向南隐禅师请教禅的智慧,南隐不回答,只是给学者倒茶。学者示意杯子满了,南隐仍不停,继续倒水。学者忍不住说:“师父啊,茶已经满了,都溢出了!”南隐笑眯眯地说:“如果你不把自己那杯茶倒空了,叫我怎么跟你讲禅呢?”

这个著名的故事有些玄妙,却在阐述一种道理:在无限面前,有限反而是一种累赘,或者是一种阻碍。人如杯子,很多知识和认知,其实不是自己生发的,而是别人强加的。当一个人没有油然生出自己对于万事万物的看法时,他并不是自由的,只是承载愚蠢的器物。

这一个故事,还演绎了一场高级趣味:禅,于悄无声息中,如茶水般散发着沁人心脾的味道。有人以为故事跟茶无关,茶只是道具,换成水也可以。若只是水,禅意会减弱,会缺少智慧的高级感和玄妙感。高级和低级趣味怎么区分——若带来智力开启,是高级趣味;若带来感官反应的,则属于低级趣味。或者,能开拓边界导向无限的,属于高级快乐;凡缩小边界导向有限的,属于低级快乐。

“禅”是什么?莫衷一是,各说其道。从本质上说,是“清净”的外部,与清净的“内心”,也可称为“菩提心”之间的共融共振。“清净”很重要,若污浊的环境和思维,一定无禅;必须是极致的“清净”,才能招致“禅”悄然降临。没有清静,没有洁净,一派油腻,一派功利,必定无“禅”。

“禅”是悄然的,是天造地设的,是一种境,也是一种场;是自我迷恋,也是自我陶醉。它还应具有某种启迪性,带有某种“神示”,不生硬也不功利。“禅”初起的一瞬间,外部是清静的,内部也是清静的;物器是清净的,人心也应是清净的——禅起如光,如洁净的云和风,一切都活了过来。 “禅”还是一种通感,不可说,不好说,只能试着用文字来接近,用比喻来明白。文字不是“禅”,却可以试着去理解和明白“禅”。

“禅”与“定”,如影随形,难分难舍。“禅定”二字,有着玄机:隽永为“禅”,心不乱为“定”。“禅”为什么让人亲切?因为本质上是真实的,有内容的,是“有限”融入“无限”。中国传统社会,农耕文化占据主流,总体上是实在朴素的风格,孔子质朴,孟子耿直。自汉儒之后,不免虚伪作假、装腔作势、不懂装懂。科举充满功利,教育则是拉长着脸,日日填鸭似地灌输,让学习者根本没有主观能动性。相比之下,“禅”因为真实生动有内容有诗意,能让授与学之间默契呼应,心津荡漾。

中国社会也好,传统教育也好,是一个深色的背景,低沉肃穆。“禅”,是一种激活,如一朵无形的花朵,顺应天时地利人和,“啪”地一下绽放。